专论 | 徐桑奕：哀荣与帝国政治：“库克之死”的社会反响与政策因应

哀荣与帝国政治：“库克之死”的社会反响与政策因应

摘要：1779年2月，蜚声全欧的詹姆斯· 库克船长在他的第三次环球旅行中，死于夏威夷土著之手。他的死讯传回国内后，王室政府、报刊学人都对此表达了哀思，对库克的凭吊与祭奠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现实共鸣，成为时人在“英雄诗学”主题下情感抒发和想象的载体。在当时的背景下，“英雄化的库克”既是决策层所急需的、借以笼络人心的典型，也是英国社会对帝国梦想的寄托，库克的形象由是被不断美化乃至神话。“库克之死”至少象征着两项转变：一是英国人对太平洋及其原住民的印象和态度出现明显变化；二是英国对天平洋的官方科考活动陷入低潮。在库克之后，英国社会对土著的既有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扭转，官方主导的远洋人文科考活动开始减少，而英国社会对太平洋的人文关怀亦进入相对的低潮。取而代之的贸易者等群体，则进一步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环境、民俗、秩序等方面造成破坏。

关键词：詹姆斯· 库克之死；形象塑造；太平洋；土著居民；策略变化

作为世界近现代史上一支影响甚大的军事力量，英国海军中不乏一些家喻户晓的“业绩”。如弗兰西斯 · 德雷克（Francis Drake）、詹姆斯 · 库克（James Cook）、霍雷肖 · 纳尔逊（Horatio Nelson）等著名将领，无不在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 ；与此同时，他们的阵亡也不同于普通士兵或海员，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围绕其不凡履历，政府和民间营造出“丰功伟绩”和“天不假年”的反差，令他们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可以说，对于英雄不同形式的凭吊、纪念和宣传活动，在时代的洪流中形塑着人们关于历史变迁的主流记忆，以及对政治权威的认同。

德雷克和纳尔逊死于征伐途中，库克则死在了太平洋岛民的棍棒和石器之下，戏剧性程度之高令人在震惊、错愕之余也平添对“伟业未竟”的遗憾。面对库克的横死，英国社会并没有过多质询该事件的“真相”，而是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悼念，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库克已然颇高的声望，使他真正成为“英雄”的化身。当代史学家伯纳德 · 史密斯曾撰文指出，库克死后的名望更多是由“学者、诗人、艺术家等受其文本影响者”，而非其他航海者所铸就。这个感性的“英雄化过程”（heroizing process）虽然表现出某些“后真理”（post-truth）的倾向，但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库克之死”这个偶然事件就更有必要妥善处理与合理引导。同时，库克的个人素质以及突出贡献有目共睹，因而社会对他的祭奠和缅怀也就不足为奇，而并非都是政治动机使然。各类报道、诗歌、戏剧、绘画等，皆是“诗学造像”的具体体现。

就现有成果看，国内外学者对库克之死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该事件所体现出的不同文明间的初次邂逅及巨大鸿沟，如王华教授、刘文明教授的著述均是在跨文明交往的语境和背景下论及此事的。从英国社会对此事件的反应，以及它的后续影响等角度对此进行探析，仍有一定深度的发掘空间。库克之死的意义不仅限于“人类移民史”（human immigration）等宏观叙事领域，这一事件对当时英国海外政策的推行，以及未来跨文明交往的视角和方式都产生了影响。应指出的是，库克身上共存着“普世意义”（universal meaning）和“民族意义”（patriotic meaning）两种属性。虽然库克三次航行并非全然为了科学考察，但因其代表欧洲“发现新世界”，推动了包括观测“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寻找“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澳洲的植物学考察等在内的科学探索，身上的“普世意义”已深入人心，然而英国人同样需要加强他身上“民族意义”的色彩，亦即将库克的业绩与英国在太平洋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联系起来，作为对未来英国海洋拓殖的引领。通过对不同人群言论和作为的考量可以发现，不论有意或无意，军政界、知识界乃至普通群众，都围绕库克和他的成就，心照不宣地谱写着“英雄诗学”的篇章。同时，库克之死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太平洋土著居民以往在欧洲的一些既有形象出现了崩塌，公众对其兴趣和好感一落千丈，英国在太平洋采取的策略也随库克的逝去出现了显著转折。

一、 库克身亡及英国军政界的反应

1776年6月，詹姆斯 · 库克的第三次环球航行拉开帷幕。此时，库克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远洋航海专家，且基于前两次航行的经验和成果，此行理应更加得心应手。根据事先的安排，他将率“决心”（Resolution）号和“发现”（Discovery）号继续对太平洋南部、东北部、北部等海域展开探索，并寻找潜在的航线和陆地。航程前期，一切也都按既定步骤进行着。库克一行绕过好望角后，沿印度洋中纬西风带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于1777年8月再次抵达塔希提（Tahiti）；经过短暂的停驻和补给后，船队开始向北挺进，在考察了北美大陆西岸、阿拉斯加沿岸、白令海峡等地后，于1779年初到达夏威夷群岛的凯阿拉凯夸湾（Kealakekua Bay），并由此登陆。

起初，库克等人受到了当地土著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从岸上过来，用唱歌和喊叫来表达他们的兴奋，并且做着各种狂热和放肆的动作。两艘船的两侧、甲板、索具上很快挤满了人，还有许多妇女和孩子没能获得独木舟，就从浅滩游过来。许多人挤不上甲板，就整天待在水里欢娱。”纷至沓来的还有当地的上层和贵族。或是出于某种时间上的巧合，他们将库克视为神灵的化身，因而给予了他很高的尊崇。库克的同行者也观察到，夏威夷人“更多以神性（Deity）而非人性”对待库克。但是，当夏威夷人依照习俗和周期，满心虔诚地欲将这尊“大神”送走时，却发现事与愿违：2月11日，突如其来的风暴让已驶离夏威夷的英国船队不得不原途返回。此次重逢没能迎来土著们的盛情款待，反而令他们疑惑、惊诧乃至滋生敌意。按惯例，“附体”于库克的神祇要下一年才会回归，故库克的再次出现被土著当成是一种愚弄或是“邪恶企图”。有船员对此记录道：“他们不断地追问什么把我们带回来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不幸，或我们桅杆所发生的事毫无概念。”在这样一触即发的危险氛围下，2月13至14日，库克一行和土著因物品失窃问题发生龃龉，当双方冲突升级、展开交火时，库克被土著战士的棍棒击中头部，随即又遭到了更为密集的武力袭击，最终殒命。然而在当时，英国海员们或许既无对策也无心思去对夏威夷土著被激怒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库克之死既成事实，他们也别无选择，但求能平安回国。在戈尔（Gore）、詹姆斯 · 金（James King）等人的带领下，船队在1780年10月抵达英国，结束了这次为期四年有余的环球航行。

在两船回国前，英国海军部就已得到库克离世的消息，因此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准备善后事宜。返航途中，军方即要求所有海员，将他们手头的日志、图表、绘画，以及在航行中撰写的各类观察文本尽数上交。这既是鉴于此前教训，避免争相出版和发表，造成信息的零碎和散佚，也是为了材料的整合和保护，以及提升出版效率。直到1781年2月14日，即库克逝世两周年的那天，“决心”号与“发现”号的航行日志才由詹姆斯 · 金和博物学家、时任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长约瑟夫 · 班克斯（Joseph Banks）一道，呈递给了英王乔治三世。作为一名热衷于积累海外知识和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君主，乔治三世在收到这些珍贵记录时，表现得“非常高兴”。 

此时，英国政府已决意将库克塑造为国家英雄，因为在众人看来，库克无疑是英国海洋开拓精神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他们急需的一个精神支柱，帮助英国从北美的失败中重新振作。为编纂和出版库克的日志，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材料和图表的遴选；海军部为此足足花费了4 000英镑。最终问世的库克日志，其扉页题词将库克誉为“本国和其他国家所出现过的最具能力和美名的航海家（the ablest and most renowned navigator）”。自面世后，该书便广受追捧，洛阳纸贵，并很快被译为法语。另一方面，乔治三世本要在库克归来时授予他从男爵（Baronet）的封号和“皇家水文学家”（Hydrographer of the Navy）的职位，但库克的逝去使得“皇家水文学家”一职在往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中一直空缺。

囿于信息传播的速率，英国国内对国外实时状况的掌握存在一定的滞后。但在获悉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报纸等主流媒体立即进行了播报和跟进。专业刊登军政新闻的《伦敦宪报》（London Gazette）在1780年1月11日的报道中称：“……根据昨天收到的消息，詹姆斯 · 库克船长和另外四名海员，在夏威夷——位于北纬22度的新近发现的群岛——被一伙狂暴的（tumultuous）当地人所杀害。”接着，《喀里多尼亚信使报》（Caledonian Mercury）在2月2日载文，对库克的生平履历做了回顾和总结：

从一个短工的儿子，到一名出众的英国海军将领，库克船长的崛起证明，只要进入一个合适的领域，天赋异禀之人（superior abilities）就会展现出他们的能量。有诗人曾说，“玫瑰总是在不为人知时盛放”（Many a rose blooms unseen），许多伟人的静默离去，却未能让他们的名声彪炳于后世。（正如）库克船长的逝去，甚至引发了关于他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的争议……因而（在此的声明）希望能彻底解决问题、平息争议，让广大读者满意：詹姆斯 · 库克，生于1728年11月3日，约克郡马尔顿?

由此可见，库克虽然出身低微，但在英国媒体看来，他凭借谦逊、朴实、勤奋、实干等精神，成功实现了其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的攀升，并成为著名海军将领。他所展现的这些特质，与当时的社会理念较为契合，故成为时人认可他的重要原因。

由于“决心”号和“发现”号在返航途中曾经过俄国领土，《伦敦宪报》遂刊文，适时传达了俄国对库克之死的遗憾和惋惜。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体对库克的关注仍在继续。1781年3月28日，《喀里多尼亚信使报》报道称，库克的日志已被转交给了其遗孀伊丽莎白 · 库克，并即将出版，所得收入将为她所有。6月6日的新闻进一步披露了相关细节：“经过王室的研读后，库克船长最后一次航行的日志已交还给了库克夫人，随之一起交还的还有一封来自国王的亲笔信；据了解，库克家中的男嗣很快就会被封为从男爵。”

乔治三世在得知库克死亡的消息后也“潸然泪下”，并下令向伊丽莎白赠予每年200英镑的抚恤金和一枚家族纹章（coat of arms），以示对库克所作贡献的肯定和嘉奖。经济上的补助确保了库克的家属能过上宽裕的生活，而家族纹章的授予，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或许是这个平民家庭“成为贵族的第一步”（first step to nobility）。 

詹姆斯· 库克（James Cook）船长

二、 诗学咏叹和美学塑造：社会各界对库克的凭吊

除政府和官媒表达了必要的态度，英国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艺术界——人士也以自己的方式寄托着对库克的哀思。作为皇家学会会员，库克生前曾因在坏血病防治实践中的贡献，获得了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1784年，学会决定再次向他的遗孀伊丽莎白授予一枚特殊的奖章，以铭记库克其人其事。在收到这一奖章后，伊丽莎白在致班克斯的信中说道：“尽管我和孩子们仍在为他的离去而痛惜，但对于您和代表荣耀与学识的学会授予我亡夫的这份独一无二的赞誉（the very singular honor），我还是感到无比感激和高兴……” 

曾参与了库克第三次环球航行的医生兼诗人大卫 · 桑威尔（David Samwell）后来回忆道：“库克非常谦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羞怯（bashful）；与他交谈时，能感受到他的令人愉快、明白事理和非凡才智（agreeable, sensible and intelligent）。虽然在处事中他有些急性子，但却也能时刻体会到他内心中的无比友好、慈悲以及善良（friendly, benevolent and humane）。” 同时，国外知识分子也在寄托哀思，如法国学者雅克 · 德利尔（Jacques Delille）、皮埃尔 · 勒蒙泰（Pierre Lemontey），意大利学者米开朗琪罗 · 加内蒂（Michelangiolo Gianetti）等都在18世纪80年代发表悼文，以示纪念。他们对库克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例如勒蒙泰评价认为，库克的声名不会随着“幸运女神”的眷顾与否而起伏，他的名誉日隆将是必然的；库克所做的一切给人类带来了“普遍的利益”，因而配得上“永恒的尊重”。

在国内外学人纷纷对库克及其成就进行肯定时，也有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苏格兰学者詹姆斯 · 邓巴尔对航海发现的成就忧心忡忡，他于1780年写道：“欧洲的积弊已经渗入了塔希提的血液中……‘幸福岛屿’的原住民竟被如此残酷地对待。以后任何土著部落若被我们遇到，我都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即便如此，库克的业绩还是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他常年的航海活动给时人留下了许多珍闻与谈资，成为剧作家们进行创作的灵感来源。例如，在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中，一位名为欧麦（Omai）的塔希提土著曾随“发现”号一道返回英国，且在英国生活了约两年时间。这一新闻曾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各路高官、显贵、乡绅无不争相一睹这位“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风采，乃至连乔治三世都按捺不住好奇心，亲自接见了他。此后，欧麦和他的这段访英经历也为一些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灵感。1785年，剧作家约翰 · 奥基弗（John O’Keeffe）的戏剧《欧麦：一次环球航行之旅》（Omai, or a Trip Round the World，后文简称《欧麦》）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它主要是以库克的航行为引，讲述了太平洋土著社会内部冲突的故事，同时也意在彰显和宣传当时英国对太平洋世界的影响。在剧中，作为塔希提王子的欧麦欲取得王位，与“巫女”（enchantress）奥布里娅（Oberea）展开了激烈争夺。最终，得胜的欧麦在获得大量战利品后即乘船前往英国，并和一位名为伦蒂娜（Londina）的女子结为连理。除了扣人心弦的剧情外，《欧麦》一剧在视觉呈现方面也颇费功夫。剧组邀请到了画家卢瑟堡（Loutherbourg）对布景和服饰做了专门设计，这甚至悄然为日后戏剧界订立了“行业标准”；另外，舞台的搭建还尝试还原太平洋世界的风浪、火山等独特景致，令观众仿佛置身于海风与阳光的岛屿之中，以至于著名艺术家约书亚 · 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也对这种精心布置赞不绝口。

因其不俗的情节和考究的细节，甫一问世，《欧麦》一剧便引起轰动。仅在1785年当年，其上演场次就达到了50次之多，乔治三世亦曾多次莅临剧院，且对此极为欣赏。为突出与升华主题，在该剧的高潮部分，库克的巨幅画像缓缓升起，高悬于舞台；在画像下方，一群土著战士与英国海员共聚一堂，开始合唱。这样的安排似在昭示，库克犹如太平洋土著的“救世主”，正是由于他的作为，文明世界的智慧才能传入并教化这个蒙昧、野蛮之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该剧的主角是欧麦，但它实则是在隐喻库克的业绩，因为“正是由于库克，欧麦才能成其所是、太平洋才能风平浪静；正是旅行的英国人——而非旅行的野蛮人——教会了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文艺界对库克的纪念方式，还体现在艺术家们创作以他为题材的画作上。自1783年起，诸如乔治 · 卡特尔（George Carter，1783）、小约翰 · 克莱维利（John Cleveley，the younger, 1784）、约翰 · 韦伯（John Webber，1784）、D. P. 多德（D. P. Dodd，1784）、约翰 · 佐法尼（Johan Zoffany，1795）等人先后创作了数幅以“库克之死”为主题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库克在基亚拉凯库亚湾遇害的生命最后时刻，这是他们致敬这位英雄的方式。这些画作的构景和故事基本类似：库克和他的海员们被无数夏威夷土著驱赶和追杀到了海边，已无退路；他们身后没有军舰支援，只有一两艘小船可供使用。但在近似的故事框架中，画家们选择了不同的诠释方式。在卡特尔和多德的勾勒中，库克已无力回天，被土著的浪潮淹没。这样的情形尽管是可能发生的，但却“并不像英雄的作为”。与之不同，克莱维利和韦伯在画作中极尽能事地表现库克的英雄气概，他们笔下的库克正与蜂拥而至的土著对峙，掩护他的部下撤退。而佐法尼作品中的库克虽然倒地不起，但依然手握枪械，目眦尽裂，欲和上前而来的土著继续抗争，更显悲壮。显而易见，克莱维利等人的“库克”更接近人们的想象，因为这样的“库克”很好地“契合了启蒙主义者、教化者、福音派的精神，还给哲学家、民族主义者、小说家们提供了教育青少年的上佳素材”。换言之，“伟岸”“勇敢”“高尚”等特质才是库克“理所应当”的时代形象。

随着时间推移，库克的形象在经过大众口耳相传的颂扬后，逐渐朝“偶像化”乃至“神化”的方向发展。1787年，德国画家约翰 · 兰博格（Johann Ramberg）以库克为主人公，为《地理学的新体系》（New System in Geography）一书创作了卷首插图。图画中的库克已非凡人，他脚踏一块云彩扶摇直上，来到了天界，与众神共聚一堂。在天使的环绕下，涅普顿（Neptune）正将库克领向主管历史和史诗的克里奥（Clio）处，后者似乎正在撰写库克的事迹；在他们下方，不列颠尼亚女神（Britannia）正在接受来自各方的致哀，暗示着英国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柱石；在图画的侧后部，则是正在驶来的战舰，象征库克的未竟事业以及英国往后的发展之路。1798年，英国人威廉 · 梅弗（William Mavor）在出版的《英国名人传记选编》（Selected Lives of Illustrious Britons）一书中，选取了库克等人的事迹，并指出，青少年们只有通过这些杰出人物的引领，才能经由工业化道路到达荣耀的殿堂。这表明，社会对库克的认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将他作为“神化的偶像”来供奉。

总体来看，英国社会对远洋航行活动还是以支持和肯定为主。因此，尽管也受到一些质疑，库克等人带回的太平洋见闻仍不失可读性和开创性，故在社会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受众。例如，著名诗人威廉 · 考珀（William Cowper）就十分痴迷于阅读库克的航海日志，文本中自由、开阔而又神秘的海洋世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慰藉。对此，考珀曾写道：“（这种阅读体验）完全掌控了我的想象力。在其中，我可以和航海家们一起历险：我丢失了船锚，我的主桅被切割得粉碎，我捕杀了一条鲨鱼，我和巴塔哥尼亚人交谈……完成了这一切，你甚至都不用起身离开炉边摇椅。” 由此，库克也开始成为考珀在诗歌中赞颂的主人公：“无论何时，他都恪守自然真理/保护每个人的神圣权利/他献上真诚的礼物，微笑着去招呼/新岛屿上单纯的土著（simple natives）。” 

Cook, Capt James; Price, Grenfell. Explorations of Captain James Cook in the Pacific: as Told by Selections of His Own Journals 1768-1779.  Dover Publications,1971.

三、 后库克时代的英国太平洋印象与策略

“单纯的土著”，或许是启蒙时代以来，部分思想家所极为推崇的一种人类存活状态。18世纪60年代，随着卢梭《爱弥儿》（Émile）、伏尔泰《天真汉》（L’Ingénu）的问世，路易 · 布干维尔（Louis de Bougainville）环球航行的完成，以及肯默生（P. Commerson）、狄德罗等学者的后续著述，这类形象愈加深入人心。然而，库克在日志中直言：“……（塔希提人的）贞洁实际上被看得一钱不值，特别是在中年人中间更是如此，如果一位妻子红杏出墙，那她受到的唯一惩罚也就是被丈夫打一顿。男人们非常愿意把年轻的姑娘送给陌生人，即使是他自己的女儿，并且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会觉得很奇怪，但这样做只是为了求财。”

随着考察活动的深入，欧洲人慢慢发现，太平洋土著人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般纯真和朴素，在欧洲司空见惯的暴力、等级制度和社会倾轧，在这里一点也没少，甚至还有人祭（human sacrifice）、猎首（head hunting）、食人（cannibalism）等“上古社会”遗存。此外，库克还曾在其日志中直言土著的各种不足之处：“（新西兰人）似乎十分满足于自己已经掌握的那点寥寥无几的知识，不愿去做出哪怕一丁点的改进，更不会通过观察或探索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岛民们虽然生活在原生态的环境中，但其心智和制度却与欧洲思想家们的想象相去甚远，频发的偷窃行为更令欧洲人震惊。布干维尔曾将一些岛民形容为“偷窃专家”（expert filcher），库克亦持类似看法。1777年初，库克一行曾停留汤加群岛；由于素闻当地人的偷窃之名，他特意准备了不少礼物，准备赠予当地土著上层，以期减少失窃。但是，这并未让平民们的“热情”消退，一些家禽、铁器和枪支不翼而飞。库克终于怒不可遏，扣留了部分土著上层人物为人质，最终才找回部分遗失物品。凡此种种，皆被记录在册并付梓出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土著人在欧洲的形象。

虽然欧洲人和太平洋土著之间的初期互动大体上是比较平和的，但随着一系列极端事件的发生，这种相安无事的状态亦开始变得不再稳定。早在1772年，就发生过欧洲人大规模横死于土著之手的先例。当时，法国航海家马里安 · 迪弗伦（Marian du Fresne）一行在新西兰被当地毛利人攻击，包括他在内的20余人遇难。事后，目睹了事件全过程的法国军官朱利安 · 克罗泽（Julien Crozet）曾评价道：“我坚持认为，在所有生物当中，原始人和野蛮人（primitive and savage man）几乎可算是人类中最危险的一类；（相比而言）我更愿意偶遇一只狮子或老虎，因为我至少还能想到一些应对之法……这些人可以说是喜怒无常的，一会柔情蜜意，一会又阴沉冷酷；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危险且不值得信任的（dangerous and treacherous）。” 而库克的死去，则让欧洲舆论中对土著人的“不利”论调有了新的证据与口实。当代海洋史学者格林德尔 · 威廉姆斯指出，在库克之后，活跃于太平洋的人群开始由探索者（explorer）转向贸易者（trader），而后者在对待土著时会更加粗暴（rough）和严苛（scrupulous）。这意味着，西方和岛屿的互动不可避免地朝着单边化的方向发展，“库克之死”某种意义上就像是这一变化的分水岭，在某种程度上隔绝了对太平洋进行人文探索的进一步可能，而燃起了英国人、欧洲人对太平洋的敌意。诗人W. 菲茨杰拉德（W. Fitzgerald）在其创作于1780年的《纪念逝去的库克船长的颂歌》（Ode to the Memory of the Late Captain Cook）中，以更激烈的态度表达了对库克的怀念与不平。他在其中痛斥了“可耻的”（inglorious）土著居民的“落后”和“愚昧”，并主张以征服和毁灭的方式，让其付出代价（who vengeful — conquer’d only to destroy）。

英国不大可能因为库克之死而对太平洋世界和土著人宣战，然而这一事件的确改变了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一名具有一定人文素养的海军将领，库克在他的航海之旅中留下了若干随笔和评论，记录下了他眼中的太平洋世界和居民。如前所述，他的日志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而他的死去也部分宣告了英国人对太平洋世界求知热情的湮灭。在18世纪80至90年代，虽然还陆续有太平洋土著远渡重洋来到英国，但公众对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已不可同日而语，“野蛮”（savagery）成为他们的身份底色之一。此外，英国在塑造“国家英雄”的同时，完成了政策上的转换，在经过了前期的巨大投入后，它在太平洋的拓展进度逐渐趋于平缓。应该说，造成这一趋势的根源仍在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首先，本土安全与对法事务仍是英国关注的重点，海军的大多数力量也都投放于此；第二，即便在太平洋地区，也有新成立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New South Wales），英国对它的关注度要高于更为遥远和缥缈的南太平洋诸岛；第三，一些新老竞争对手，诸如西班牙和刚建国的美国，也同时在进军太平洋，对比之下，英国的力量并不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可以说，英国对太平洋策略的转变与库克的死去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巧合，但主要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一种取舍。

有学者指出，尽管库克等人已在太平洋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英政府却没能把握住机会，反倒是贻误了这些机会.在库克死后的数十年内，英国海军在太平洋建树寥寥，且多以“偏师行进”为主，同时航海活动的实用性倾向已表现得颇为显著。1787年，威廉 · 布莱（William Bligh）被任命为“邦蒂”（Bounty）号舰长，前往塔希提，将那里丰富的面包树（bread tree）资源尽可能多地运往加勒比地区，以便在当地大量种植，作为配给种植园奴隶的食物。1791年，曾追随过库克的乔治 · 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率舰队前往太平洋，意图解决与西班牙在太平洋东北部、北美大陆西岸的纠纷，并重申英国在此地的权益。虽然英国有意兑现太平洋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某些潜力，温哥华等人还对加拿大沿岸等地进行了地形勘测和图示绘制，但这些行动仍属于“零敲碎打”，不具有策略上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太平洋也无法成为英国转嫁欧洲压力的出口。与之相反，刚建国不久的美国在太平洋特别是夏威夷群岛大量派驻人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记载，当温哥华一行于1794年登临夏威夷时，美国人在此的影响力已对英国构成了显著威胁。 

后库克时代英国太平洋策略的另一特征是民间力量的加入，尤其表现在教会势力的参与及进驻。1795年，伦敦宣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即伦敦会）成立，并将其首个海外宣教目的地选定为太平洋各岛屿。在教会看来，土著人似乎天然地劣于欧洲人；但在区别对待之外，教士们也相信，若能及时皈依，他们还是可以完成自我救赎。伦敦会创始人之一托马斯 · 霍伊斯（Thomas Haweis）曾在1795年的《福音杂志》（The Evangelical Magazine）上发文痛陈道：“这些天性堕落的无知生灵（Ye untutored offspring of fallen nature）！是多么地可悲与可怜！花费在这位愚蠢的欧麦身上的钱，足以组织一次传教活动；但是，又有多少人在乎对他的教育，或者尝试拯救他的灵魂？他只是一个陈列品，让世人来参观，继而又被同一批人抛弃……” 1796年，一支40余人的传教士队伍乘坐船只“达夫”（Duff）号远赴南太平洋，正式开始其宣教之旅。由于前期准备不甚充分，加之语言、环境等问题，他们在塔希提、汤加等地传教的初期曾遭遇一些阻力。教会旋即改变策略，转而与土著上层结盟，并通过后者在南太平洋各岛屿初步立足，为传教事业在19世纪前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 语

19世纪末，文学家沃尔特 · 比桑特（Walter Besant）在库克传记中写道：“他具有坚韧的毅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他极其忠诚、一心一意而又无所畏惧……他出身卑微，却从未抱怨世事不易。” 在世人看来，库克是一名坚毅有为、具有执行力的航海家，还是“欧洲帝国主义者”（European Imperialism）的原型。但在其夫人伊丽莎白眼中，她却情愿库克先生——而非“船长” ——“从未有过那些成就”；特别是考虑到库克夫妇的六名子女中，亦有两人加入了海军，但也都英年早逝。

库克无疑是英国海军史、海洋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库克没有显赫的出身和背景，可谓蹑足行伍之中、崛起阡陌之间，他曾在自述中写道：“我希望公众在谈及我时，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热忱地愿意为了国家而赴汤蹈火的人。” 有学者认为，18世纪后期，正是英国呼唤英雄、急需稳定和扭转局面的时代。美洲的失守、法国的崛起，以及在亚洲影响力的减弱，使得英帝国亟待发展成一个“铁腕统治”的帝国，其措施包括集中政治权力和强化思想控制。于是，因其个人素质与报国之心，库克众望所归地成为国内树立典型、凝聚人心的“标兵”式人物。同时，库克颇具人文素养，他所撰写的航行日志是研究太平洋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也是近代太平洋科考时代的历史见证。因而，他的殒殁，延宕了当时的科学考察和区域交往的进程。有历史学家认为，库克死后，英国社会正缓慢但确凿地（slowly but surely）停止了对岛民和土著的关注、了解和消遣。原本的各类想象几近坍塌，时至伦敦会活跃期间，“高贵野蛮人”的所指再次出现了新的意涵，南太平洋土著被大致“限定”为：一些本性奸诈、不诚，但在基督教和欧洲律法的指引与转化下，仍有可能成为上帝子民的人。

对英国而言，其对外事务的主战场仍在欧洲、印度、加勒比等地，太平洋则显得过于遥远，既然再无库克，那么远洋探险也就没有了继续大规模投入的必要；库克在南太平洋创造的“先机”，并没有很好地被英政府妥善利用，转化为一种“政治优势”（political ascendency）。而在库克之后，活跃于南太平洋的人群开始由探索者转向贸易者，而后者在对待土著时会更加“粗暴和严苛”。为减少开支和规避争端，英国逐渐开始对南太平洋的本国贸易者采取放任政策；而贸易者们种种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及其带去的枪炮、病菌、酒精等所谓“文明世界”的舶来品，又使得太平洋土著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进一步沦陷。因此，无论英国的海外政策如何转型，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内核的扩张活动所带来的危害和遗毒都不容忽视。

|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冬季号，作者徐桑奕，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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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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